为什么东亚小孩难以共情莱莉的青春期？
（原载《新京报书评周刊》）
皮克斯打造的这场大脑情绪景观系统，就像是影片想讲述的记忆本身，凭借影像的魔力制造出属于全球观众的集体记忆。九年过去，我们也依然能清晰地记得莱莉幻想出的童年伙伴“冰棒”自愿落进记忆填埋区的瞬间，那几乎堪称动画史上最为浪漫、也最令人哀伤的银幕瞬间之一。
续集延续了成长主题，莱莉进入青春期。开头的那场“红色警报”，就像它所代表的青春期主题那样成为了影片本身的警笛。它以极富冲击力的色彩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用新鲜又复杂的新情绪登场调高了期待的水阀。但最终的呈现，却又像那场带着乐乐与大家飞行的“头脑风暴”迅速过境。我们好像了解了更多有关“情绪”的设定，却又没法共情更具体的莱莉。
皮克斯在莱莉的青春期里设置了情绪的各种可能，但当这些情绪被动画魔力变得可见之后，曾经的复杂体验、成长告别、青春哀伤，反而不复存在了。那些复杂的设定，反而通向了贫乏的故事和难共情的人物，把一切都变得更单一了。
并未发展的青春期叙事
如何理解人类的心智？在过去，医学仪器与手术刀可以遍历骨骼与血脉，却无法呈现大脑中的哪怕一秒钟限度内的情绪体验。当人类从生物与医学角度理解了具象的人体，就更渴望参透知觉、情绪、记忆、思维、意识这些无形的领域。认知神经科学从神经环路慢慢开拓出分岔的小径，带我们理解大脑的心理功能。而影像能实现这种理解图景，让这些或隐秘或集体的感受，幻化为共通的视觉体验。
于是在第一部中，故事从小孩莱莉的视角进入，观众很容易共情她的感受。我们跟随莱莉经历了第一次搬家、转校等生活变化带来的心理现实。我们理解莱莉的情绪过程，就如同成长中的莱莉在搭建自己的“性格小岛”，都在逐步构建自我。
因为父亲工作变动，莱莉不得不从明尼苏达搬到旧金山，适应新环境。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开启了离家出走，试图回到老房子的冒险。这场最终未能成功的叛逆之旅，有着“离家-归家-建立新家”的叙事模型，也呼应着莱莉孩童时期“告别旧我，接纳完整的、新的自我”的成长历程。
外形像星星的黄色情绪小人乐乐（joy）是莱莉童年大脑中的主要情绪，她曾认为掌管忧伤、外形像泪滴的忧忧（sadness）会给莱莉的成长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此后乐乐、忧忧与核心记忆球一起意外离开大脑总部，基于核心记忆的个性小岛坍塌，莱莉情绪失控，最终离家出走。
乐乐在和忧忧一起试图将核心记忆球带回总部的路途上，最终意识到每个人 不仅需要“快乐”，也不能没有“忧伤”。理解悲伤的价值，是莱莉成长的里程碑。
成长需要接纳带有任何一种情绪特质的自我，因此成为影片的叙事母题。当一开始被禁止触摸记忆球的忧忧，最终与乐乐合作生成了那个蓝黄交融的核心记忆球时，我们也感受到了那些用单一颜色和名词无法定义的复合感受，以及复杂的记忆对于构筑“自我”的意义。那些笑中带泪、苦涩与幸福并存的经历只有更成熟的莱莉才能体会。
莱莉长大了，但《头脑特工队2》并没有在接纳自我的母题上走得更远。进入青春期的莱莉大脑总部警铃大作，装修队入场对控制台进行改造，新情绪焦焦（焦虑，anxiety）、慕慕（羡慕，envy）、尬尬（尴尬，embarrassment）、丧丧（无聊，ennui）也就此登场。
新情绪依旧被漫画式地夸张呈现，虽然对“青春期”的描绘有些标签化，也算承接前作设定。但当影片选择把新情绪焦虑妖魔化，同时弱化了羡慕、尴尬、无聊这三种情绪，就完全悬置了本应更多元和复杂呈现的可能。
不合逻辑的强势反派“焦焦”让意识流之河、头脑风暴、自我意识树这些新设定沦为一闪而过的碎片。更重要的是，焦焦登堂入室，把乐乐借由快乐记忆建立起的“我是个很棒的人”的自我意识球拔掉，扔进遗忘区之后，乐乐带着主情绪小分队尝试装回自我意识球的故事，其实和第一部送回核心记忆球的危机并无本质区别。
而在冒险的终点，乐乐放弃装回原有的自我意识，任由莱莉的意识树生长出带有各种颜色的“全新的自我意识”，不过也就是第一部中“黄蓝核心记忆球”升级版本。那些复杂的、痛苦的甚至残酷的情绪和青春期体验，都淹没了在新角色焦焦片面化的夺权式统治之下。结局仍然是旧情绪接纳了新情绪，但与前作悲伤的价值被看见不同，焦虑的价值并没有被清晰、准确体现出来。
妖魔化焦虑
春天说：
即便是我，也迷失于我浪费的分分秒秒。
我是不能被照亮的光室：
我的焦虑是荒山上的一束火花，
我的爱是一座绿色灯塔。
——阿多尼斯《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
橙色的焦焦确实有着火花般的造型，掌管焦虑，过度活跃的它，把莱莉进入冰球队的渴望无限膨胀为同辈竞争的压力。在它燃烧的摧毁力之下，其余的新情绪角色基本只起到陪衬作用。
粉色的尬尬就像是为了缓解尴尬场面才诞生的功能性情绪。即便在帮助忧忧隐藏在大脑总部的关键性节点上，我们也无法得知尬尬的真正想法。这种功能性的推进作用使得尬尬成为纸片化的工具人，作为角色的人格复杂性完全被抹去了。
总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的紫色丧丧，比起其他角色，简直可以算是最贴近当下年轻人状态的情绪——自己即世界。这也是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总结的文化现象，人们通过这种倦怠的状态重新感知世界。他与彼得·汉德克都注意到了这种当代心态：“倦怠是我的朋友，我重新回归到世界之中。”
丧丧的不作为和消极对待，使得焦焦和乐乐的过度积极呈现出了喜剧性的讽刺感。但这种对当下青年真实情绪的贴近也没能有效参与到叙事之中。丧丧的“慢”，更多时候不过是被用来调节叙事节奏。
这些新情绪都在焦焦的“反派化”设定下变得扁平而刻板。影片从一开始便在对抗和否认焦虑。大脑总部深夜红色警报大作，以驱赶的姿态邀请这些非主流情绪入住，但问题是，它们真的无用而危险吗？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现代社会文化在经济上奉行竞争原则，对爱、财富、权力与名誉的追求给身在其中的人们带来了大量的焦虑感。心理学家卡伦·霍尼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梳理了焦虑的作用机制和人们对待焦虑的方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种摆脱焦虑的方法：一是把焦虑合理化，二是否认焦虑，三是麻痹自己，四是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和情境。”人们习惯去对抗它，却“很少意识到焦虑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前作中，虽然忧忧也曾被排挤，惹出不少麻烦，但它从来不是反派。能否进入冰球队是《头脑特工队2》的主要外部事件，焦焦因为过度重视其结果，被塑造成了集权主义式领袖般的反派。
焦焦将主情绪们放进玻璃罐，关进黑暗深处的保险库，使它们成为被压抑的情绪，而自己则操控了大脑总部，甚至控制了想象力区域，把负责制造想象力的小人们关进格子间，让它们成为类似《大都会》（1927）电影中的劳工机器，作画预警所有不好的结果，以此激励莱莉。
那场最终发生在想象力中心的起义，带着浓烈的暗黑与现实意味，明显是在向法国喜剧电影《操行零分》（1933）中的枕头大战致敬。这大概是全片中最具有成长意味的惊鸿一瞥：当我们意识到原来还可以反抗外部世界定下的规则、秩序、奖惩并付诸行动的时候，或许就是成长。
皮克斯的反童话基因
《头脑特工队》系列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皮克斯基因。皮克斯擅长为万物重构一套生态系统。它在《机器人总动员》（2008）的宇宙里为机器人瓦力描绘过浪漫，也在《玩具总动员》（1995）中表现出了玩具“被玩”背后的残酷意味；它在《怪兽电力公司》（2001）里发现过笑与恐惧的发电机制，也在《飞屋环游记》（2009）时用气球与爱令回忆之家得以飞行。
在《头脑特工队》中，皮克斯则用虚幻之物让虚幻之物变得可见。按下一些按钮，滑动几个拉杆，就可以操控那些连我们自己都难以觉察的情绪。而每天都在被生产出来的记忆球，成了无比重要，却又在某些时刻不得不被抛弃的东西。
可是，九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更难对青春期的莱莉产生共情？
这或许与电影的主题有关。到底什么决定着“pa百家乐 是谁”？这是《头脑特工队2》试图探讨的问题。在两部电影的叙事里，都是乐乐在主导着一切，但它最终明白，“我们无权决定莱莉是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是，快乐，也没有权力决定莱莉是什么样的人。
那是什么决定着莱莉是谁呢？答案或许与影片始终选择“否认焦虑”的叙事策略共享了相同的脉络。青春期的莱莉想法简单而纯粹：“我是一个很棒的人”或者“我不够好”。在是否能加入冰球队、是否能进球得分以及是否显得像一个高中生的判断标准下，那条基准线变得单一而粗暴。
就像主角始终得是富有行动力的乐乐和焦焦那样：只有积极的生活，有成就的行动，才是正向的自我。可是，在被东亚的功绩精神“卷”着长大的我们看来，莱莉所谓的青春期失败，可能还不如没拿第一名的考卷必须要签上家长的名字那般可怕。
这种无限接近胜利者叙事的核心，其实已经与皮克斯感动世界的逻辑相去甚远。同样是童话故事，迪士尼与皮克斯一直有着本质区别。从公主与王子式浪漫婚恋故事起家的迪士尼，长久以来擅长用童话的逻辑粉饰真实世界的问题。这一趋势在迪士尼近年来对真人童话故事的现代化改造上体现明显：贝儿发明洗衣机成为女权主义者，小美人鱼也可以拥有黑皮肤。
但皮克斯的故事总是带着反童话的内核。如果说迪士尼始终在追求无限靠近“正确的童话”，那皮克斯想要抵达的则是“童话的哀伤”。所以我们才能在《寻梦环游记》（2017）里透过少年米格的眼睛去学习生死；在《飞屋环游记》里跟着迟暮之人重读过去与现在；而《机器人总动员》里就算是瓦力压过一只蟑螂，整个宇宙的时间都要为它暂停；在《头脑特工队》中，冰棒消逝在黑暗中的歌声，则因为隐没而变得永恒。
除了对焦虑的不当设置，《头脑特工队2》难以令人满意的另一点，或许就藏在它把“怀旧奶奶”情绪（nostalgia）送回门内的一刹。因为青春太短，还够不上被怀旧；而青春在这次的故事里也同样不够长，还没能达成一场真正的哀伤。
有关成长里的那些遗忘、失去、牺牲、告别在这里被冰球和胜利的“速度”远远抛下，我们和莱莉都还来不及去仔细翻一翻那些被扔掉的、蒙了灰尘的废弃记忆球。它们擦亮了，或许也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