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毅：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哪天喜或悲会降临到你头上
这个系列基本是之前发表在现象网的采访或观后感。希望或多或少给后来看片儿的大家提供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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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啄木鸟》是你的第一个剧情长片，为什么要选择拍摄这样的题材？
郑毅：这个题材还是和自己的生活有关系吧，比较亲切。片中的一些细节对我是很有触动的，那些细节留在脑海里，随着岁月的流逝，会时常浮现在眼前，这样就有了表达的欲望，后来就想到可以用影像表达出来。
记者：那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开始着手拍这个片子呢？
郑毅：当时没多想，就是想拍片子。当时在做《别问我是谁》的时候，就和别人聊到了影像的感觉、记忆、生活细节。这种生活细节很强烈地浮现上来，其中有一个就是片子里的纹龙，用自己的身体来刺青，而且是一种图腾似的崇拜，当时的刺青和现在的不太一样，比较原始，就是用一根针搅上一些布，染上蓝墨水，往身体里扎就会出血。你想想看一个人需要多大勇气要把一只龙从身体前面一直纹到后面，会想它的意义，会带来思考，而且这些东西又是发生在自己身边，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所以我就以纹龙作为一个出发点，发散一下地看是否能做一个剧情，根据人物的状态去做之后和之前的一些情节，于是就有了这个片子。
记者：那为什么你自己会作为片子中的演员？其他的演员都是你的朋友吗？
郑毅：演员有些是自己的朋友，有些是朋友的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演员群体比较复杂，因为是端着剧本去选的演员，所以首先一点会从身边的人选起，从朋友的介绍中选起。一开始是选定了朋友的朋友作为主演，因为他比较符合剧本中人物的形象，气质也特别吻合，跟他交流的时候他也同意了。但是拍摄的时候，第一天正好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戏，是一场打斗戏，要在街上跑，当时又是烈日，又要穿一个木屐，拍了十几条，他就觉得跟他想象中的拍戏不一样，一开始就比较辛苦。到了晚上他就发了一条短信不辞而别，然后就一直关机，也找不到人，整个剧组在外地就相对瘫痪了。后来大家提了一个意见就是让我来演，就把镜头对准了我，他们说你比较了解剧本，也参与了写，那就你演吧，所以是大家决定的我来当主演。我自己也没有学过表演，所以也是尝试着进入角色。
当然在拍摄中也有很多有意思和没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导演和演员是两回事，演员多多少少会是有一点抗拒，演过了很多条以后就会不想再演，但是导演总是想多拍几条，总想把内容表达得完善一点，所以就会造成一种人格分裂。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记者：那你觉得你处理的还可以么？
郑毅：这个让观众来说吧，我只是把我想呈现的东西呈现出来，至于喜欢不喜欢，评价权就在大家了。
记者：为什么要把片子的时间定在90年代末这样一个背景？
郑毅：因为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会想十年又过去了，青春过去了，我又长大一点了，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当然每个人都会对某段时期特别有感觉，会怀念、留恋，对那个时期有着很复杂的情怀。不是说以后没有，现在没有，只是想到能用影像来展现会特别有意思，会特别触动自己，所以就把时期定在了那个时候。
而且片名《啄木鸟》也和那个时候的一把刀有关系，那把刀就叫“啄木鸟”，就是那种很青涩、很锐利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符合影片所表达的感觉，就是那个时期的成长也是很青涩的，青春都是不完满的，我们都是坑坑洼洼的度过了青春，但是会有很多的情怀在里边。毕竟青春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所以90年代末也是我个人成长中比较关键的一个时期。
记者：张献民老师曾评价《啄木鸟》说，“正因为暴力戏是常规电影语言中发展最为成熟的一块，独立电影如何以自己的个人的风格来描画它，就是关键点，创造也好戏拟也好。”那么你觉得《啄木鸟》中的暴力戏体现出你的个人风格了吗？它是什么？
郑毅：风格的话，对我来说只是在拍摄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去呈现想讲的故事，像所谓的那种“长镜头”之说，我觉得是和我想表达的气氛比较吻合，所以我就以这种方法来讲述，而没有用那种快切镜头、分镜头来体现，那种影像的质感就不太适合我的意图。像一些特写的东西，我们当时也拍了，比如片子里三个人结拜兄弟的时候，滴血结拜的那个镜头很江湖，那个时候我们拍了一个在青花碗里滴血的特写镜头，当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特别美，但是后来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这种镜头会喧宾夺主，会抢戏，所以就没有用这个特写。我还是想体现一种人在一个空间里比较无助、无奈和无力的感觉，所以大家看到的始终是一个小小的人在一个空间里去运动，而且他在空间里也是很渺小的，他想挣脱，想逃出命运，想有一些理想，有一些突破，但是他仍然是在这个大的画面里，无力挣脱。我也就选择了一种比较接近于这种感觉的拍摄手法，就避免了用任何一个特写镜头，也拍了很多，但最后没有用。我想呈现的就是一种慢慢流逝的青春、流逝的时间，所以节奏也是比较慢一些，空间的运动上也是这样的节奏。
记者：片中的末尾，蚂拐被挖走了肾，你觉得在现实中是不是有很多人想挖掉别人的头脑？这种危险和被挖走肾，哪个更可怕？
郑毅：你先举个例子说一下“现实中是不是有很多人想挖掉别人的头脑”。
记者：前两天南都有篇文章叫《墙，无处不在》，说到一个事情：两个花卉市场由于恶性竞争而人为地砌了一堵两米高的墙。文章最后提到，在花卉市场之间、在城市乡村之间、在.cn与.com之间，墙依然无处不在。只能获取被过滤的知识就是被“挖掉头脑”。
郑毅：就我这个片子说，当蚂拐的悲剧发生时，这个悲剧是谁造成的？是学校的教育？是家庭？是交的朋友？是他参与的黑社会组织？是他的选择？还是社会？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哪天喜或悲会降临到你头上，其实说大了就是这种感觉，你不能把握未来，你只是社会上的一个点，你微不足道，一阵风就把你吹走了，就是这种无力的感觉，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点希望和理想去争取一些事情。
记者：《别问我是谁》是一部讲述变性人的纪录片，拍摄了多久？素材有多少？
郑毅：这个片的素材是40多个小时，算上写脚本加上拍摄一共是半年的时间。
记者：当初为什么想到要拍摄她呢？
郑毅：一开始是一个电视台的朋友告诉我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我不太了解的群体，但是却又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我就比较想借助这个片子去探索一下她的精神世界。所以就联系到她，说我们希望拍摄，跟她进行沟通，问她是否愿意接受拍摄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她也同意了。我就开始计划如何拍摄，加上她呈现给我的一些感觉，就按照计划来拍了。
记者：我们看到片中的她在舞台上的镜头会特别多，在平时的拍摄中，她如果说“就这样了，我不愿意再拍了”之类的，你的拍摄也就会停止了？
郑毅：是这样。
记者：我们可以看到她在片中会哭泣，而在舞台上、在和家人、朋友的关系上还是挺融洽的。那我知道作为一个变性人的她在生活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为什么没有呈现出有矛盾有冲突的一些事情呢？
郑毅：我觉得她已经付出了很多，那我为什么还要用那么残酷的镜头去讲述呢？其实我知道她和她的家庭有很多矛盾，包括她的爷爷和她有冲突，她刚做完手术家里人不愿见她，我觉得太残忍了，这些可能会伤害她。其实人的生活在大事之后还是要平静下来的，还有她妈妈的母爱，包容她，我的片子着重还是想讲述这一点吧。
记者：但是结尾好像给人感觉挺凄凉的。
郑毅：这个结尾也和现实生活中的她目前的阶段是有关系的，她做完手术，要重新面对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向往，寻找情感的定位。所以，有的人觉得是悲剧，有些人也觉得不是悲剧吧。流泪没有什么不好，她也是拥有了自己的选择，有悲伤的一面，也有憧憬的一面。
记者：你觉得纪录片是拍自己想拍到的，还是拍自己能拍到的？
郑毅：其实只要摄像机一架在那个地方，别人面对镜头，他自己都已经会筛选和过滤讲话的内容，你要是想呈现他生活的本来面貌，还只是呈现导演认为的真实吧。你不能强加太多的个人观点在被拍摄者的生活上，那样就有些太残酷了。你能够客观的捕捉他生活中的东西，你自己能够感受到他真实的层面就可以了。
以下是现场部分交流实录——
主持人：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是一群人在追蚂拐，一条街向后延伸，演员们来来去去的跑动，你使用了一个固定机位，这是为什么？
郑毅：因为当时就是想探索一个有人物出画、入画的形式，这样比较饱和，所以就用了这种方式。
主持人：《啄木鸟》的片头时期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这段影像是怎么做的？
郑毅：那个小竹人就是用竹子做的简易的小玩具，在当时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大家就想找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来玩，就想出了竹人这种东西。小时候上学的课桌上有个裂缝，就用一根线系着竹人穿过裂缝，打来打去。
主持人：《别问我是谁》中的刘炫怡总是给人一种比较冷的姿态，包括她对于镜头的态度都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郑毅：这也是当时拍摄的一个问题，那个时期的她正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她要面对变化了的自己、一个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感情的基础，她也在寻找，所以可能会出现比较冷的状态。
观众：片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和《马拉之死》有关系么？
郑毅：有关系的呀，我比较喜欢那幅画，所以当时寻景的时候就想找《马拉之死》那样的浴缸，找了很多酒店都没有那样的环境，而且机位可以架设得比较远去拍这个镜头，后来偶然有人提到了这个酒店，就去拍了。
观众：你觉得一开始构建的剧本结构和后来的成片结构是一致的吗？
郑毅：一开始构想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在影片的叙述上不要太戏剧性，我想把影片的着重点放在影像的氛围和空气的流动这种感觉之上，我们当时知道剧情不是特别的完满、特别的饱和，我们强调的是这个影片的质感，就是很青涩的。
观众：你的电影通篇用了静止长镜头，它对于一个故事片节奏的变化影响大不大？
郑毅：我觉得还行，这个影片就是在阳光下浪费蚂拐的青春这种感觉，这个就和影片的节奏很接近，它不是戏剧冲突特别大的那种，不需要剪得特别碎，青春和时间在慢慢地流淌。
观众：那您对于长镜头的运用，有没有什么经验或是心得可以和我们分享？
郑毅：因为每个时间段都在做每个时间段的事情，所以在某个时间段你喜欢了某种东西，你就把你的情感赋予在上面，可以说是一种青春无悔。所以在某个时间段，我用我喜欢的方式做了我喜欢的事情，就使用长镜头拍摄了这部片子，把自己的情感做足，就算先对得起自己吧，就可以了。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两个片子的配乐。
郑毅：《啄木鸟》最初有一个两个小时的版本，音乐谱了40多首，在拍摄的时候就开始思考音乐如何和影片能够吻合。比如原来的片子中蚂拐和他女朋友在路灯下青涩的恋爱，就是有音乐的。但是后来我发现，音乐会抢这部戏，本来环境中有自然的声音，有知了的叫声，有火车的声音，和他们恋爱的感觉很契合，所以后来就不想再用音乐去打破这种氛围了，所以后来只保留了一点点音乐。
《别问我是谁》的音乐是想让剧情和记录缓和一下，所以拍摄的时候对应着剧本大纲，在记录的基础上也是有剧情的变化的，音乐就是同步进行的。
主持人：《啄木鸟》中有一个很抢眼的画面，就是那个防空碉堡。
郑毅：当时本来是想找废旧的飞机场，废弃的飞机，但是没有找到，后来看到《反刍》里面倒是有这样的场景。后来找到了一个防空碉堡，也挺好看的，所以就用上去了。画面里的人是非常渺小的，就跟人在这个大的社会里那种无力感是一样的，可有可无的。
主持人：目前有其他的拍片计划么？
郑毅：还是青春题材吧，等片子出来了以后大家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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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9年宋庄放映的现场，很多人也对《啄木鸟》以及《别问我是谁》提出了个人观点。
张赞波说《啄木鸟》的结尾：
我觉得这样一个结尾非常的突兀，你讲你想表达的东西和卖肾有关系，这个和你之前的表现不是很搭的，因为我觉得你之前所描述的那种小镇生活，控制的非常冷静，不是很强调戏剧性的东西，而到了结尾突然来了这么大一个转折，从我个人来说，恰恰塌了，这个结尾把整个电影坏掉了。那么狠的、那么厉害的结尾不是你电影的风格，跟你之前的电影风格是不搭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控制的非常冷静，但是到了快结尾之前大概20多分钟，音乐出现了，那种比较煽情的东西出现了，这个和之前也不太一样，我就觉得非常奇怪，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电影很危险了，然后到了最后又来了这样一个很突兀的结尾，我觉得就坏掉了，其实之前都很好，包括你的摄影也很好，很冷静地在控制，因为你不是那种很煽情的电影。
另外一位观众说《啄木鸟》的结尾：其实我觉的片子后半部分节奏慢下来了，然后越来越慢，就是你明明知道要结束了，但是还是一直在放慢，然后最后放了一颗雷，其实我觉的这样是把片子救回来了，如果节奏那样的慢下来，然后屏幕唰地一下就黑了，那我觉得后面就太死了。
郑毅：其实当时我们在商量摄影的感觉的时候，就是想呈现一种远的感觉，很小的一个人在一个大大的空间里面很小，把所有的人都挤到边缘的感觉，让生活在这个空间的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可能做得还不够。而那个结尾，因为07年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可能有很多人每天上网、看报纸会对这个事情不屑，但是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说法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恐怖，我想了很多天，我就想也许我去旅馆住一个晚上或者和朋友们喝酒喝醉了，环境这么乱，我的肾就没有了。没有了肾，还能活，当你把这种感觉架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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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庄交流现场，崔子恩说《别问我是谁》：
中国的很多导演拍摄过易装者，易性者的片子，像张元拍过《金星小姐》，高天拍过《美美》，蒋志拍过《香平丽》，杜海滨拍过《人面桃花》。那我看到这部影片之后，我对于易性者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或者说在全世界范围的glbtq的transgender（跨性别者）这一块，一直是特别重要的被学术包裹的范围，以前我拍《queer china》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块是中国的缺失，那么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我觉得中国的变性者没有进入那样一个范畴也许是中国变性者的一个幸运，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这部电影表现了几个在中国的变性者身上，甚至是在中国的同性恋者身上，很难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变性之后回到自己原有的城市——贵州遵义，跟家人、同学、小学老师在一起，这样的画面对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
其实我曾经也很想变性，但是后来一想，能够以自己的个人魅力好好生活的话就算了，就不需要什么身体易装了。但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也是很美的男生，他就说30岁以前一定要变性，如果不变性他就会自杀，所以他就一直在为自己的变性手术去筹款。6月份，queer影展的时候放映过一部影片，那部影片的人物是一个伊斯兰的教徒，但他只是做了隆胸的手术，为了做性工作者。但炫怡其实不太一样，他就是想变成女生，这就跟金星很像了。我所知道的在中国，有一些人很想变成女性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天生就是明星气质，他会觉得如果自己是丽人，就会比章子怡还红，好多人是有这样的想法才会变性的，那么刘炫怡的背景里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部分。
这个影片里有一部分表现了一种冲突，也触及到了她身体的变化，身体的痛处和内心的痛处，包括社会的眼光给她带来的灼伤，所以我看到她回母校的表演和跟他父母在一起，我觉得她都不融入，可能大家都很融入她，但是她不融入别人，有个镜头就是她的两个很老的老师已经摆好了造型在等她拍照，她就会像明星一样走开，然后过了很久才回来和老师合影。其实后来是变成她不融入了。这是我的感觉，而这也是影片有意思的地方。
如果把话题放到社会的变化上去考察的话，我觉得会更加有意思，因为社会变化的速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个人想不到，但是社会带着个人在往前走，擦伤是这样带来的，痛楚也是这样带来的。比如说，我们不想看到现在高度的官僚、高度的集权政治所带来的富人阶层的形成，但是社会在很快的这样去做，这擦伤了我们很多人的心灵，包括身体，甚至是生命。那么这个影片中的刘炫怡，她是主动的去投入了一个变化，甚至她可能比社会理念、经济政治控制更超前，但是她自己是不是有自觉，这是不一样的。如果我去变性，那么我会很自觉，她的痛苦可能是来自于身体或者精神。那么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象如果是我或者我身边的人变性之后会是一个什么状况，什么想法，因为我也拍过变性人的影片。
刚刚有个朋友说了一个问题，他就是很认定刘炫怡对于自己采取的性别态度，是男主动，而不是刘炫怡去追求一个男生，这就带来另外一个性别的动机、性别的立场、性别的权利这样的议题，着或许又是我们讨论之外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我刚刚也讲了几个概念，就是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其实还有一个易装者，还有酷儿，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身份。如果说世界的层次，那么对于人的性取向、性的身份，现在有了多种的认识。其中的变化可以是以时间来计算的，也可以是以空间来计算，易装的现象和异性的现象其实最能够把我们的定位——比如说你是什么？是男是女？是男同性恋？还是女同性恋？——最容易把这些定位打破、重建，这两个元素对于我来说是特别有趣的，所以在我的影片里我也会经常使用这两个符号。
酷儿（gueer）其实是有一个大的范畴叫同性恋，同性恋认同。同性恋有一个解放运动，6色彩虹旗是一个标志，酷儿是强调同性恋、异性恋平等这样的概念之外，还会有一个东西就是同性恋和别人不一样的，它本身不是强调认同，不是强调平权，不是像强调“妇女平权”一样说“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强调“同性恋和异性恋是平等的”。可能它会有别的反省，它会觉得世界的根源是建立在不一样的基础上，人类才真的可能再回到平等的议题上来。
在中国的变性人可以马上解决户口的问题，可以马上改名字，改成一个他认定的性别的名字，可以马上改性别。但是在西方的其他国家，在北美南美都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改名字和性别。所以在我参加的很多国际性的活动里边，都会有专门的社团进来，男性的异性者会有自己的社团，女性的异性者也会有自己的社团。现在在全世界上的意义来说，这样的同志运动里边，又有弱势，最弱势的就是变性者的小的群体。
在中国的状况，既不完全是无知，也不完全是立法思想有多么先进，中国的立法是觉得这个最方便，不容易定位的部分它会觉得比较麻烦，如果容易定位它会觉得比较便于统治，比如刘炫怡变成了女生，她不会像崔子恩那样是同性恋，不知道该怎么统治。那么排队的时候，男生女生各一排，她容易结婚，或者离婚再结婚也很容易，但如果是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这样，就会不好处理，中国政府目前没有这样的经验，它又是要加以管制的，觉得这个家庭如果不好好管理的话就乱了，它用它自己有限的知识去管理这个所谓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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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郑毅导演的《啄木鸟》和《别问我是谁》在天津和去年宋庄放映时的部分交流内容。
关于《别问我是谁》崔子恩老师的一席话让我们了解到很多，刘炫怡的出现不再单单是某种现象，其中更显示了在他们的身上聚集着的关注的目光。这些关注的目光可以不再是面向我们通常关注的“底层”，他们的存在或许也只是“不同”，观者的感受也不再仅仅是一种怀着隐忍的心态去感叹、同情、愤懑，而是一种在被开阔了的视野中进行的思考。
而《啄木鸟》则给我带来了更多的个人回忆，曾经我也写过类似这样的话：青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像是一根针，它想叫你有快感你就有快感，它想叫你疼你就疼，绝对牛逼。很多年过去了，我写过的很多话自己都忘记了，可这句还记着，也许我依然认为这话说的没错吧。不同的是，郑毅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逝去的青春，他做了一部出色的片子，让我们这些用别人的故事来缅怀自己青春的人，多多少少找回了些眼眶湿润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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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7日 天津影迷幼儿园放映：